国民党汪精卫其人与曲线救国的内幕(5)

　　因此，相对更为令人信服的推测，是汪主观上的确坚信：只有“曲线救国”，才能避免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厄运。有少数人认为，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政策，在客观上缓解了日本把中国作为主要战场的军事进攻，为中国人保存下了后来进行“反攻”的有生力量;也有人认为，汪的“曲线救国”阵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灰色缓冲地带”，为很多有心无力、待机以变的分散社会力量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伞和栖身地。有人甚至认为，日本的大和民族早晚也会像清朝时的满族一样，被中国庞大的人口和悠久的历史文明所同化。

　　但是，汪精卫“叛离”当时合法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先;私自与日本“合谈”、订立不平等条约、另立“伪政府”于后--且最终沦为了“战败方”，这一点至关重要。客观上，汪精卫以他的声誉和政治影响力，分散了当时全民抗战的热情、动摇了一部分人坚决抵抗的意志力，在国内制造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破坏了本已处于相对弱势的民族团结抗战局面;在后来，还起到了协助侵略国稳定、巩固大后方的“帮凶”作用。

　　汪精卫的历史悲剧和教训，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很多可以深思的问题和空间。尽管中国传统的事物判断标准，向来是非黑即白;但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人们往往难以逃避、也必须要面对一个是、非选择的立场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往往习惯以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政治立场是否坚定”作为判断原则;作为一国政府，在面对强敌入侵时，也理所当然地希望举国动员、团结起来一致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