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金陵十三钗 被日军蹂躏的女学生(6)

　　到1938年1月14日魏特琳的记事本记录，生于金女大难民所的婴儿有37个，死亡27个。在恶劣条件下，有两个孩子得了白喉，还有的腹泻、疟疾，有的孩子老人就悲惨地死去了。程瑞芳既要为死去的难民找棺木，还要为孩子接生，为生病的孩子找药。她抱怨，她哀叹，“死在炮弹之下比活着受罪强”，但是抱怨完了还要去帮助那些更无助的女人。在最艰难的时刻，魏特琳仍然想办法搞到一些奶粉和鱼肝油。因为很多中国贫苦妇女不会用奶粉喂婴儿，难民所还要提供这项新的服务。“程夫人现在无法作更多的事了，她和她的三个助手，要给34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

　　战争给女性带来的还有另一重苦难，就是如何处理性暴力留下的孽债。大学医院的美籍医生史德蔚在1938年底的日记中记叙，几个月来，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要求“卸掉”“不受欢迎的包袱”，作为基督教徒虽然感到堕胎有悖教义，但他认为“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并戏称自己为“南京的第一号消灭日本人的人”。

　　魏特琳亦和几个同事去几位天主教修女处探望过29个可怜的弃婴，他们被遗弃的原因是他们的父亲很可能是日本兵。其中有6个小家伙大概活不长了，他们几乎都有梅毒。这些孩子被遗弃，因为他们是强暴和“肉欲的产物”而不受欢迎，但孩子又是无辜的，魏特琳对他们抱以深切的同情。为了防止传染病，金女大难民营还请来了教会医院的医生为难民们打防疫针，后期还为难民建了两个澡堂，魏特琳还设法搞来大批的石灰用以消毒和填埋粪便。很难想象，她们是如何承担起如此繁重的工作的。总之，经过工作人员不知疲倦的努力，难民生活景况大为改善，魏特琳最担心的流行病和瘟疫在金女大也没有发生。

　　以往我们对于中国妇女在沦陷的南京如何生存，如何面对侵略者的入侵知之不多，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日记为我们补上了真切的一课。在灾难突然降临时，她们也曾哀哀哭泣，也曾祈求强盗放过她们和家人，但柔弱的外表下包裹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如程瑞芳在日记所述：“恨不得有刀刺死他们”。在日本占领者在南京燃放烟花，庆祝天皇生日时，实验班的女孩子们尽管有麻木的，但也有“阴沉的冷漠”，有“拒绝观看”的，也有低低啜泣的。还有3个女孩瞒着家人欲逃出南京投奔“西部”(后方)，被家人追回后，蒙着被子大哭。

　　中国妇女遭受的战争苦难是如此深重，但她们内心表现出来的坚强和刚毅，让魏特琳由衷佩服。她赞美那个失去父母，准备勇敢地承担起养活3个弟弟重担的年轻女孩;赞美那些振作起来，加入到“金陵团队”从事学习和其他团体活动的难民所姑娘(其中有曾被强奸过的姑娘)，她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无法像她们那样勇敢地面对生活。”……魏特琳最鄙视那些汉奸，她记录下许多不识字但颇有民族气节的女性--一位丈夫被杀的瘦小的女人，靠给人洗衣服、缝补养活她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她说她不愿为日本人工作，尽管那样可以挣多一倍的钱。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生死场上，中国妇女也曾冒死救助素不相识的同胞。如1937年底，日伪把难民驱赶到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大学强迫登记。男子如无妇女认领，就指为军人拉出去(极可能无法生还)，“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他(她)不认得他们，她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青女子也是出来认说是她的哥哥，回到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可佩。没有人认的就带走。”

　　1938年1月，日军下令关闭南京所有的难民收容所，裁撤国际安全区，强迫所有的难民都必须回到自己家中，接受日伪政权的管辖，并虚伪地宣称保证难民安全。但是许多难民回到家后，仍遭到日军的抢劫、强奸甚至惨杀，妇女们又纷纷仓皇逃回金女大。魏特琳听到她们的哭诉后，“心为她们痛楚”。

　　“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3个小时内她遭到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为了救助这些妇女，她不顾日军命令，毅然决定让那些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妇女继续留在金女大，直到1938年的5月底，国际安全区早已裁撤，其他难民收容所也都关闭，金女大仍然收留有数百名妇女。一方面为了有理由能够继续保护妇女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救助孤苦无依的妇女，魏特琳在3月份创办了22个难民班(10个高中班，5个小班，7个扫盲班)，5月又创立了职业训练班，教给她们织手巾、袜子等手艺。9月，又为失学女青年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收有17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