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记者揭秘日军细菌战:中国人如蝼蚁般死去(3)

　　2、为制造疫苗在子女身上做实验

　　1928年，时年26岁的陈文贵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学习。这时，他对细菌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一年后，陈文贵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任北平协和医院病理科助教。两年后，他又转入协和医院细菌系，专门从事细菌学研究。

　　“平时，他除了做好日常教辅工作，将其余时间全部投入到细菌血清的研究工作中。”陈文贵的小女儿陈晓晴告诉记者，以前听母亲讲，父亲常常在实验室泡到半夜三更才回来，如果有新的进展就会高兴得像个孩子。

　　经过不断的实验和探索，陈文贵先后撰写了《组织培养下疫苗病毒性的变异》、《霍乱弧菌的培养、分离和变异》等多篇论文，在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刊》等专业刊物上发表，成为学界翘楚。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同学之邀，陈文贵前往贵阳卫生署担任卫训所主任，并任贵阳医学院教授。

　　1938年和1939年，贵阳发生大面积霍乱疫情，大批民众受染身亡。当时，疫苗血清供应非常紧缺，陈文贵立即带领身边的教学医生试验生产霍乱疫苗。

　　“父亲十分谨慎，他不仅用动物试验疫苗，还在哥哥姐姐的身上进行人体试验，确定没有不良反应后才拿来救助民众。”陈晓晴回忆，因为此事关系广大百姓，因此家里人并不埋怨父亲，反而很支持他，认为这是非常崇高的事。

　　由于陈文贵制作的疫苗对遏制霍乱的蔓延起到了显著作用，于是，驻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决定请陈文贵筹建一所先进的疫苗血清制造室，既生产各种疫苗，又培养专业人才，陈文贵便愈发沉浸在对细菌学的深入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