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如何拨乱反正建设社会主义(4)

　　当时中国的领导层在执政思想上存在很大的矛盾，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在高层里，中国未来路径的争论和思考一直存在。多数人还是想按照“文革”前的老路走，认为应该走回老路的人，例如华国锋，提出来了要坚持“两个凡是”的思想。其他人的深层次思想，也还是认为要进行所谓拨乱反正，即拨“文化大革命”之反，回到原来毛主席说的路上去。他们之中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回到中共“八大”的路上。

　　而邓小平觉得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走老路无法改变面貌，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而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在当时被某些人认为是邪路。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也不仅仅是华国锋自己的问题，而是当时形成的思维定式。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冲破“两个凡是”，邓小平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程中原：1977、1978年，中国处于转折时期，思想问题整体还是走在老路上。但是大家对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和平均主义，特别是贫穷，是不满意的。由于一直以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是人们的共识，毛主席语录深入人心。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重的国家，直接否定毛泽东的做法是不行的。

　　于是，“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了邓小平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也给中国一个把思想革命进行到底的机会。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机会，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1977年《人民日报》发出了“二七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这个社论立刻引起了邓小平和另一些高层领导的注意。邓小平在这年4月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运用毛泽东思想要准确、完整，5月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1977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的纪念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1978年1月和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不过没什么影响。

　　这时“实事求是”同“两个凡是”虽然还没有正面交锋，但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已经认识到，必须用“实事求是”战胜“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汪东兴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管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他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说那是“丢刀子”。中宣部、《红旗》杂志都采取压制态度，批得很厉害。

　　作为回应，邓小平引导大家充分讨论分析“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他在这年6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以后又在多个不同场合讲这个问题，还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要求不要下禁令，不要设禁区，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他还现身说法，“用‘两个凡是’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说明我出来工作”，因为这两件事是矛盾的。

　　但是一些负责人还是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叶剑英元帅建议，既然对真理标准有不同意见，那就开个理论务虚会。那时关于经济工作，国务院开了一个务虚会，效果不错。后来，年底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重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

　　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都已经受到批判。理论务虚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这时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要特别提到胡耀邦的功劳。对于“两个凡是”，他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案件不管是谁定的，在什么情况下定的，只要是错的，都要纠正。

　　三联生活周刊：通过批判了“两个凡是”，邓小平是否开始居于党内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程中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往往是谁的路线方针正确，谁的意见为大家接受，谁就成为主导力量，谁就能居于领导地位。华国锋当时虽然在台上，当了党中央主席，掌握了权力，但他未能正确回答历史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他只是按照毛泽东的过去方针办，违背了历史潮流。

　　事实上，华国锋在台上时，很多大主意，很多关键性的决策，已经是邓小平、陈云，还有胡耀邦等人提出或做出的。华国锋讲民主，没有违拗占多数的、正确的意见。他个人实际上也并不左右局面。胡耀邦总结1976～1978年“两年做了十件大事”，而这十件事都不是华国锋提出的，他的反对意见也不多。主要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一时转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