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日军战斗力的认知荒唐稍为靠谱(3)

　　鉴于日本正“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艺”，李氏曾一度主张联络日本共拒西方列强，故曾于1870年建议朝廷与日本订立平等通商条约，不可以传统天朝观念待之，盖“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但李氏该建议，既被本国守旧派所阻挠，复不合日人心意——1870年日本政府派人来华要求订约通商，旨在按西方列强与中国所订之不平等条约模式，求取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权利——李鸿章虽欲平等待之，然日人却以此种平等待遇为耻。此番风波后，李氏即密切留意日本之动态。

　　但李氏对日并无可靠情报来源，往往过度依赖驻日官员的观察汇报。这些人缺乏情报搜集能力，往往误导视听，甚至其子李经方也不例外。李经方于1891年担任驻日公使，同年北洋舰队访日，李经方给总理衙门的反馈是：中国水师“兵威之盛，雄视东方”，故日人“特有意修好”，“同洲之国情谊可恃”。而事实是：日本政府深受刺激，随后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北洋舰队的军备扩张措施。但大致上，李鸿章对日本军事实力的认知，还算靠谱。甲午前夕，其奏折称：“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大致符合事实。

　　总体而言，甲午前夕李氏迟迟不愿对日言战，就现有材料观之，非在于其对日军之战力有多少切实了解，而在于其对北洋海军之实情洞悉极深，如其末年自我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