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死后，唐太宗李世民终于露出了真面目！(2)

　　我们都知道，魏征在隋末先是追随瓦岗军首领李密，后才投奔李唐的。归唐后，先是在太子李建成府内任职，并在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关系紧张时，劝说太子建成当机立断，占得先机，但终于李世民高出一筹，发动玄武门之变，亲手除掉了自己的同胞和政治对手，并一步步赢得了天下。

　　不过，李世民当上皇帝后，不仅没有降魏征的官，反倒是加以重用，史载：“帝悦，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旧唐书·魏征传》）也就是说，无论是太宗，还是魏征，彼此都深感遇到了知音，两人在国家大事上总能密切协商，通力合作。最重要的，魏征总是能说中太宗的心思。

　　太宗多次在大宴群臣时说，自己定天下，是房玄龄之功，而治天下，则多仰魏征。对于自己与魏征之间的融洽关系，太宗在各种场合反复说起，这种言辞上的不断自我确认，其实一定程度上反而说明，唐太宗对魏征的真正态度是比较矛盾的，他虽然肯定魏征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却始终难以百分之百信任魏征。由此，也就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太宗对魏征态度的巨大反差。

　　那么，魏征与太宗之间的佳话是如何被经典化并传颂下来的呢？这就不能不谈到吴兢和他修撰的《贞观政要》。吴兢是唐前期重要的宫廷史官，一生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人们的钦佩，负责修撰国史，曾编修著名的《武则天实录》、《唐春秋》等。有意思的是，无论《旧唐书·吴兢传》，还是《新唐书·吴兢传》，都没有提到《贞观政要》。而今天，《贞观政要》的版权不仅归于吴兢名下，还成为一本广为人知的政治典范之作。

　　事实上，吴兢是在中宗（656－710）朝，针对“袭武周之制”还是“依贞观故事”的政治纷争，开始了《贞观政要》的编修，到开元十七年（729）上呈唐玄宗，翔实呈现了贞观年间的政治风貌，尤其突出地记录了唐太宗与以魏征为代表的贞观名臣的问答与政论。或许是同为谏官的原因，吴兢尤其突出了对魏征的描绘。但此书上呈后，吴兢非但没有受到玄宗的称赞，反倒随即遭到贬官。由此，《贞观政要》虽入藏宫中，其下落却隐而不彰。

　　直到德宗（742－805）朝，《贞观政要》才由时任史馆修撰的蒋乂（吴兢外孙，747－821）重新整理，得以面世。

　　此后的唐宪宗（778-820），非常喜欢读《贞观政要》，“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必召蒋乂“咨访”，蒋乂“征引典故”。现今所见“读《贞观政要》”最早的记载，就是在唐宪宗朝，也就是说，正是蒋乂，使其外祖父吴兢的遗著得以重见天日。此后，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读、所见的《贞观政要》，都是蒋乂整理过的版本。

　　到唐文宗（809-840）在位时，尤其痴迷《贞观政要》，并将此书写在屏风上，每次阅读都非常正式，视为大事。唐文宗甚至因为联想到魏征的贤达，派人去寻访魏家后人，由此当时魏征五世孙魏谟被提拔为右拾遗。魏谟姿宇魁秀，深得文宗赏识。到唐宣宗朝，魏谟被擢为宰相，当宰相时，在朝廷中论政议事，其他宰相或委抑规讽，只有魏谟直言不讳，无所回畏。唐宣宗曾说：“谟名臣孙，有祖风，朕心惮之。”（《新唐书·魏征传》）可见，两百多年后，魏征的形象已作为某种常规式的历史记忆，进入唐代帝王乃至很多官僚文人脑海之中。魏征与唐太宗之间的君臣之谊以及贞观之治的政治理想，也随之在人们心中愈加经典化和符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