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近代日本“满蒙政策”是怎样形成的
《近代日本“满蒙政策”演变史》有着中国史学界经常出现的遗憾，拙劣的布局毁了优秀的题材和有用的资料。任何熟悉近代史的读者都知道，“满蒙问题”在日本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多么关键的路径选择作用，对亚洲格局和中国命运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冲击。如果有人敢于或者能够重新梳理线索，以适当的比例感重现多元互动的历史，无疑是功德无量的盛举，然而作者确实没有如此远大的布局。他的做法在1990年代以后非常流行，就是草率地翻检一堆零散资料，大致依照时间顺序整理粘贴，在非做解释不可的地方，用当时当地流行的政论术语敷衍塞责。
普通读者对混乱的材料产生不了什么兴趣，又没有透过表象追逐线索的特殊能力，读完以后通常会比读完以前更加思想混乱。有理解力的读者懂得怎样自己处理资料，因此还是会感谢作者的积累工作，但同时不得不认为，全书涉及的主要历史线索需要更好地厘清。顺便说一句，其他类似的作品并不比本书更强。
近代日本的泛亚洲主义
日本“满蒙政策”跟晚清以来的双重外交有关，后者又源于二十世纪初叶的国族构建和认同政治。日本自开化以来，一直深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斗争之中。从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日本既然侥幸融入国际体系，获得了荣誉欧洲国家的地位，就应该以正常国家自居，在现有国际体系内部追求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条路线的问题在于，正常国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西方中心的概念。日本精英有理由担心：如果接受了这种路线，日本的特殊国体还能不能保存。
现实主义者既是开化政策的主要既得利益者，又是特殊国体的主要既得利益者。东食西宿，态度自然暧昧。暧昧的角色难以胜任引导国民的任务，因此提不出理直气壮的国家使命。非既得利益者只能向泛亚洲主义寻找使命，他们的高见大致如下：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以物质利益为本，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落后国家具有侵略性。东方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不能因为暂时的弱势而丧失自信。日本现在迫于形势，只能接受西方游戏规则，但有朝一日发达了，绝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性老路，而是要用王道的精髓提携那些不幸的东方兄弟。
孙文和革命党人是泛亚洲主义的第一批受益者。他们本着“革命排满”的宗旨，企图重新构建国族边界，提出了“日亲满疏”的原则。也就是说，日本、韩国和大明同属华夏文明圈。日本作为华夏各邦的先行者，应该支持“驱逐鞑虏”的共同事业。他们通过“支那亡国”（其实就是明清易代）的纪念活动凝聚人心，寄希望于亲邦日本的理想主义舆论。日本外务省在现实主义者主持下，走向国际协调主义：追随西方列强，承认条约体系，尊重大清的政治制度和领土完整，因此不能支持大清朝廷认定的颠覆分裂分子。
泛亚洲主义者却没有这样的顾忌。他们希望提携革命党人，将大清赶到长城以外，将俄罗斯赶到黑龙江以外。这样的革命将会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新东方文明圈，结束西方对远东的统治。在清日两国的泛亚主义者看来，这正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只有这样的伟大事业，才配得上他们艰苦卓绝的牺牲。孙文在辛亥年间与日本达成的密约就是基于这种愿景，主要由于外务省和北洋的反对而作罢。后者认为推翻条约体系的革命行动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制，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新东方文明圈禁不住这样的打击。因此，大清遗产和条约体系必须维持。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必须继承大清的版图和条约义务，而非大明或其他想象共同体的版图。
日本“满蒙政策”演变的国际背景
民国最初二十年，泛亚主义在中日两国都陷入低谷。孙文多次呼吁日本重新举起泛亚主义和王道政治的旗帜，帮助他推翻帝国主义卵翼的北洋政府，但响应者越来越少。国民党最终对老朋友完全绝望，在苏联身上找到了新的希望。国民党的国内政策随着国际政策而逆转，一变为激进的中央集权主义者和同化论者。南京国民政府的新理论宣称：满蒙和其他族群都是中华民族之内的宗族，不是独立的民族。他们的首席理论家戴季陶将列宁主义和五帝神话结合起来，完善了国族建构的新理论。
国民党的首席理论家戴季陶
日本的泛亚主义者认为，国民党已经背叛了自己，投入原先假想敌俄罗斯的怀抱，由亚洲解放者的朋友变成了亚洲压迫者的奴仆。他们现在支持国民党的迫害对象，就像在清朝末年支持同盟会一样正当和高尚。在朝的现实主义者知道并默许他们的活动，觉得这些活动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前提是不能公开和露骨地推翻条约体系，产生日本和西方直接对抗的危险局面。
理论和现实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在二十世纪早期表现得非常突出。章太炎和早期革命党人的“客帝论”承袭了王船山和左宗棠的“客金论”，将国耻记忆定格于靖康以来的北朝征服。在这种叙事当中，日本韩国的角色接近华夏文明的海外桃花源。这种塑造方式脱胎于传统的华夷之辨和文化天下主义，跟1848年革命播撒的近代国族共同体原则颇有差异。
汪兆铭的构建方式就比较接近二战后的反殖主义，主张通过政治解放实现近代化，通过近代化重构共同体。黄帝神话在当时的意义是要将想象的炎黄子孙和非炎黄子孙区分开来，尽可能将朝廷放在后一个范畴内。北伐以后，这些理论都会使国民政府陷入尴尬的处境。因此他们必须重新想象三皇五帝的传说，将原先的同盟者变成敌人。矢野的满蒙-中国二分法放在辛亥年间，一定会受到南方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现在却使他们犹如芒刺在背。他们如果想要摆脱这种处境，就要在民俗学和民族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步，但是这些工作还处在胚胎阶段，因此他们的宗族理论显得比较空洞。
相反，日本人的类似工作开展得更早。满铁早在1908年就成立了企业研究机构（调查课），在奉天（后来的沈阳）和哈尔滨设站。1927年，满铁调查部设置了法制、产业、商事、贸易统计、交通、俄国、统计、资料、庶务九大系。《中华民国第十一年史》《满铁资料汇编》《经济调查资料》《满洲农户调查》《满洲旧习惯调查报告》《东北三省（满洲）土匪研究》都是他们的成果。他们留下的巨大资料库至今仍然是近代史专家仰仗的看家法宝，例如黄宗智的农村研究和内卷化理论几乎完全建立在满铁资料的基础上。此前和此后的资料在详尽程度和可靠程度上，都无法与之相比。徐勇后来说，农村学界有一句老生常谈：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日本“满蒙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给中国同行造成了微妙的挑战，多多少少类似美国新清史研究在今天产生的冲击。
满铁调查部大楼
日本通过扶植东蒙压制中国
民国最初二十年，关外的族群关系问题多多。五族共和是一种各方维持现状的君子协定，但现状其实是无法维持的。关东和东蒙的拓殖从清末就开始了，主要是庚子以后的财政压力所致。“天下大利莫如农”的意思其实是：大清皇帝廉价或免费地取得满蒙贵族的土地，高价出租或出售给十八省的拓殖者。这种做法即使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从长远看来肯定会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引起难以预料的政治风险。
民国建立后，拓殖加速展开。拓殖者和原住民的冲突日益升级，日俄两国的条约权利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著名的嘎达梅林起义就是原住民针对拓殖者的暴力活动，张作霖父子的政府大体上站在后者一方。任何人都能看出，这种发展趋势将以盟旗领地的彻底郡县化为结局。
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连五族共和的原则和联邦制的约法都不再承认。东蒙贵族的恐惧与日俱增，越来越难以抵抗投靠日本或俄国的诱惑。蒋介石-张学良政府如果能够稳住日本和苏联，镇压蒙古贵族的能力还是有的，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最终促成了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件。
反西方的泛亚主义者打败了亲西方的现实主义者，将东蒙变成了自己的小兄弟和反对国民党的代理人。他们急于证明自己是弱小族群的保护者，施行了不同于张学良政府的东蒙政策。所谓的“兴安四省”的变迁突出地体现了日本人通过扶植东蒙来压制中国的政治手腕。清代东蒙和满洲的边界比后来的东三省西界更偏东，后来的变革多少反映了耕地的拓殖和游牧生活方式的退缩。后者同时意味着蒙古贵族传统特权的损失。日本人的建制逆转了清末民初的趋势，直接目标就是争取东蒙上层人士。
反西方的泛亚主义者打败了亲西方的现实主义者，将东蒙变成了自己的小兄弟和反对国民党的代理人。他们急于证明自己是弱小族群的保护者，施行了不同于张学良政府的东蒙政策。所谓的“兴安四省”的变迁突出地体现了日本人通过扶植东蒙来压制中国的政治手腕。清代东蒙和满洲的边界比后来的东三省西界更偏东，后来的变革多少反映了耕地的拓殖和游牧生活方式的退缩。后者同时意味着蒙古贵族传统特权的损失。日本人的建制逆转了清末民初的趋势，直接目标就是争取东蒙上层人士。
宣扬“五族协和”的满铁出版物
苏联、国共两党的蒙古自治政策
苏联人、国共都觉得有必要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采取某种形式的蒙古自治政策，不过形式各有不同。日本人出于维护本国君主制度的考虑，采取了在名义上尊重蒙古传统贵族权利的政策。苏联在名义上仍然属于中华民国的外蒙推行集体化和“大清洗”，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比日本人更加彻底地破坏了蒙古部落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通过拉丁化和斯拉夫化文字改革，将喀尔喀地区的文化教育体系东欧化。如果后来的蒙古国不大像亚洲国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他们斩草除根的决断。
国民党在所有各方当中，最不情愿承认异质族群的存在。他们迟疑而勉强地容忍了西蒙的自治政府，但对战争的根源关东寸步不让。他们设计的东北九省是郡县化的进一步推进，深恐留下任何东北地位特殊化的漏洞，重蹈“九一八”的覆辙。
共产党首先在岭西地区建立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随后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广西、西藏等自治区都是在战争结束后成立的，只有内蒙古自治区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就成立了，对后来的建制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中，东蒙的早期建制又对西蒙起到了“示范”作用。究其所以，还是因为东蒙处在各方势力的交点上。
作者对地缘政治和内外互动的分析是非常不到位的，表现得很不擅长挖掘史料的意义。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视野狭窄，而非收集资料的能力欠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通病在于，他们喜欢有意无意地忘记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在这方面，本书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