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党员川口孝夫真实故事(2)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在日共的策动下，“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市民哄抢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静坐示威的“我们要年糕”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刽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白鸟事件”恰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川口孝夫夫妇就是其中的两位。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毛泽东和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川口站在广场“听”城楼上面宣读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主流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志田派)的关系。随着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1956年1月)，主流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反主流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国际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由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

　　审查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西郊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追问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日共党组织在他来中国前告诉他的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

　　学校名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社会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这所特殊的学校一年后就被关闭了。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