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真实想法(6)

　　事实上，虽然经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曲折与反复，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停止纠“左”的步伐。比如，1960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1960年计划时指出：“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要留一年的余地”;“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9、1030页。]毛泽东强调“留有余地”的思想是很鲜明的，尽管钢铁指标没有压缩，但通过这次会议，水利建设、开荒等的指标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另外，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还专门组织读书小组，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理论上对“大跃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种通过理论学习进行反思并取得的认识成果，无疑也是纠“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关于这一阶段继续纠“左”的实际举措，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60年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以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据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日记载：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冷静地分析情况，把计划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必须留有余地”[ 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王任重日记摘录：1960年》。]。毛泽东6月14日讲话[ 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4日。]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进一步纠“左”的决心和力度。

　　首先，为了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毛泽东两度提到并充分肯定周恩来在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二五”计划的指标设定。在讨论后三年的钢铁指标时说：“我看提少一点，去做，在做之中增加一点。过去几年的经验，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留了三年的余地”。当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富春都表示3000万吨钢的计划“可靠”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相当紧，超过的可能性比八大一次会议订的那个指标要小。所以，我还是欢喜你(指周恩来——引者注)提的那个东西，讲起那个东西就有味道，它给我们留了这么大的余地嘛。”因此，要“学习八大一次会议的那些经验，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

　　其次，为了切实贯彻“留有余地”，毛泽东提出后三年计划指标“要改”，“不勉强凑数”。具体怎么改，“就是按实际可能办事，按实际办得到的，还打点回旋余地，让年度、让地方超过”。他举例说，实际办得到的比如是3200万吨，我们就提3000万吨，如果实际可能是只有3000万吨，就只应该提2800万吨。他郑重强调：“不是纸头上、口头上留有余地，而是实际上真正留有余地。”

　　其三，提出由“数量本位”转向“质量第一”。毛泽东说：“今年和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盘子绝不可以搞得过大，数量不可不讲，但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现在“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之，“讲质量、品种、规格，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至此，“大跃进”以来“数量至上”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意识初步得以扭转，毛泽东开始怀疑并试图摒弃这种观念。从“数量本位”转向“质量第一”，这既是总结和反思“大跃进”以来的深刻教训使然，也是毛泽东坚持“留有余地”并从根本上改变难以真正贯彻“留有余地”的实际而提出的新思想、新思路。据冶金部负责人回忆，毛泽东关于“质量第一，数量第二”的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缅怀毛泽东》(上)，第74页。]。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左”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与思考的重要收获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闭幕时，毛泽东还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总结、反思“大跃进”经验教训的真正开始。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讲，毛泽东把对“留有余地”的思考，进一步放到了降低指标、掌握工作主动权这样的战略髙度，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再次由衷称赞，周恩来制定的“二五”计划中大部分指标“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并强调今后三年的计划指标“一定要改过来”，“要下决心改”，如此方能“完全主动”。由此，他进一步引申阐发了关于领导干部要善于掌握主动权的极端重要性：“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在6月18日闭幕会上，毛泽东不仅开诚布公地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深入严肃地开展自我批评，又多次谈到降低指标问题：“现在搞了那么多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要降低指标把主动权拿过来，“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 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从降低指标、留有余地到争取主动权，毛泽东的思考显然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把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菩萨”自己供起来，脱离客观实际，一切以“数字”为上，被“指标”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伸展与回转的空间，也丧失了工作的主动权，最终陷入盲目和被动境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写《十年总结》的意思，就是要大家“盲目性少—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0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