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认为鲁迅偷窥其妻洗澡：鲁迅兄弟之争(2)

　　“青年必读书”之争

　　在谈到“青年必读书”问题时，周作人对鲍耀明说：

　　“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这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

　　周作人在“必读书”问题上这样回答年轻朋友，简直可以说是误人子弟。甚至可以说是在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众所周知，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一栏，他却写道：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了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言之凿凿，态度十分鲜明。鲁迅所以要“拗一调”，不像其他人那样开列一大串书目，正是因为他不希望当时的青年们沉溺在书目中，钻进研究室，做成书呆子，而忘记了国家的积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鲁迅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力主青年要走出书斋，去革新、革命，冲决旧的网罗，创建新的中国，也就是“附注”所说的“行”大于“言”。鲁迅的这一态度光明磊落，无可指责。而且可以说，这比其他任何答卷都高明，也更具说服力和警醒力。这才是鲁迅风格，这才是鲁迅精神——他始终认为救国比念书更当紧、更重要。何况，他要大家多读那些关心现实的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那些消弭斗志、让人远离现实的中国书呢！至于他开给友人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那份书单，是因为许世瑛在大学念中文系，和一般的社会青年或一般的中学生不太一样，所以要因材施教。

　　周作人由“必读书”答卷又谈到了关于“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论争。他说：

　　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指鲁迅）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陆放翁说：“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就是那么的一回事。

　　事实上，鲁迅确乎未像李大钊那样，写文章批评过胡适“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主张。后来有些新文学史说他在此论争中功绩“与李大钊并重”，这显然不对。周作人称之为“追加的神话”是对的。因为这种“追加的神话”不实事求是，甚至歪曲历史。其实，这对鲁迅也是帮倒忙，即使鲁迅未写文章批评胡适的这一主张，他就不伟大了吗？何况历史也清楚地表明：鲁迅一直不赞成胡适的这一主张，也一直支持李大钊的批评意见。不承认或有意忽略这一点，也是不应该的。周作人反对“追加的神话”虽好，但有意隐瞒历史的真相就不对了。很遗憾，周作人虽然提供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几本有价值、难得的史料性著作，但在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具体问题上，周作人便往往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他对鲁迅的积怨便要力透纸背了——当然，这也正是周作人之所以为周作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