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日历史上十大传奇的女间谍(11)

　　为革命不惜被误解

　　为了和敌人周旋，当时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但长期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工作，她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

　　1939年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这里说的“活动”，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锡金说：“参加的。”戴平万说：“不要她参加了。”“为什么?”锡金不解地问道。“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

　　以后，锡金换了个开会地点，不再通知关露。关露得知后，非常痛苦。有一次，关露对好友许幸之说：“这样干下去，会弄得我臭名远扬，身败名裂。文艺界的朋友们都会误认为我已经投敌，当了汉奸。从此再也不会原谅我了。”说着，关露便失声痛哭起来。失去了同志的信任，这比坐牢、杀头还可怕。巨大的委屈，关露只得默默地嚼碎咽下。

　　共产党人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况且关露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有好几次，她想打退堂鼓，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这儿，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不愉快，我想回到“爸爸、妈妈”(指党组织)身边去，快来信告诉我。”胡绣枫非常理解姐姐的处境和心情，立即向邓颖超同志请示，说关露想去延安、大后方。这时，邓颖超正动身去延安，说等党组织研究后再告诉她。

　　不久，由“八办”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绣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

　　关露接信后，完全明白党组织的意思。共产党员的信仰及忠诚，使她把个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脑儿抛弃，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

　　最后七年

　　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出狱后，关露念念不忘的还是手中的笔，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写作到深夜，她把以前出版的《新旧时代》重新改写成《不屈的人们》，另外还在酝酿创作新小说。

　　1980年5月1日，关露突发脑血栓，经抢救病情较快好转，从不能说话到头脑清醒，并由人搀扶能勉强行走。在这种情况下，关露心里仍然想着创作，她带着病体，坚持口述，请朋友代笔。在病中，关露把《不屈的人们》给楼适夷看，希望能出版……不管在什么境遇下，她对生活仍然充满了希望。

　　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后，中央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可惜的是，这份通知来得太晚了，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