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不可以乱讲 坟更是不要乱挖
“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学术座谈会”，这个会的名字比较幽默，跟多年前相声里说的以纪念各界人士为名而大吃一餐的噱头差不多。然此一噱头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意思，因为，明里说纪念“入葬”，暗地里想着的却是要挖坟。不信？请看6月29日《西安日报》：与会人员透露说，《乾陵考古调查计划》已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考古专家有望对乾陵予以发掘。
将挖坟与考古等类齐观，或怪我出语轻薄，但在二十二年前，大陆考古学的奠基者夏鼐早就说过：“我们是搞考古工作的，不是挖宝的”；他说这句话，针对的正是开掘帝王陵墓的“歪风”。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联合郭沫若等人，向国务院申请开掘长陵（明成祖墓）——后因工程艰巨，难以完成，遂改为“试掘定陵”（明神宗墓），以便为继续挖长陵积累经验——经总理周恩来批准，于1955年开工，两年后竣工。
吴晗何以有此倡议呢？因为早在清华读书时，他便立下宏愿：“假使要我也来搞考古，我就要挖明十三陵”；他是治明史的，所以才会立志去挖明朝皇帝的坟。可是，挖完了坟，他的学问有没有进步呢，整体的明史研究有没有进步呢？也许有一点，但比起挖坟产生的负面效应，这一点进步可以忽略不计。
负面效应是什么？一，陵内取出的文物大都未获妥善保护，褪色朽坏者不胜数；二，万历皇帝的尸骨被红卫兵焚毁；三，考古报告迟至三十年后方才整理出版。后果如此，或可归罪于文革，但是，吴、郭诸人未能熟思利弊，其能免咎？以此，数年后郭沫若再提开掘长陵，被周恩来断然拒绝，并批示十年内不准再挖帝王陵墓；亦以此故，南京孝陵（明太祖墓）、西安乾陵才未被开掘，幸免于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