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灭亡前欲联清剿灭农民军

 　　马士英果然以拥戴之功格外受重用。朱由崧下达旨意：“马士英保障东南，肤功更著，着加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明季南略》，卷1，27页。本来，他应出外督师，诸臣也希望他去，把史可法留在南京，主持大计。但马士英根本就不想离开南京，企图把持朝政，就对史可法虚情假意地说：“您的威名素著，军士们都钦佩您。您能经营于外，而我居中，各帅听令，一切事都好办。”史可法明白他的意思，也想避开他，就说：“居者守，行者御，莫能偏废，敢辞难乎!”向朱由崧请求到扬州督师。南京城士民听说史可法要出镇扬州，舆论哗然：“为何夺我史公?”太学士陈方策等人上疏：“淮扬，门户也;京师，堂奥也。门户有人而堂奥无人，这能行吗?”朱由崧正倚重马士英，不愿他出镇督师，拒绝了舆请，下达旨意：“辅臣可法，身系安危，朝廷鉴知已悉。”《爝火录》，卷3，162~164页。批准史可法去扬州督师，特加太子太保衔，令百官至郊外饯行。

　　朱由崧即位一个多月，说话谦和，处事谨慎，待人平和，拘拘守礼。他听从各方面的建议，选贤任能，部署军事，判定施政措施，宣布实行“国政二十五款”，颇有一番维新的气象。人们对“中兴”大业抱有希望。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从弘光政权成立时起，就已经重开党争，党同伐异，而且愈演愈烈。以马士英为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起用崇祯钦定的“逆案”(指魏忠贤案)中在册的人物阮大铖，进而加剧了这一斗争。像正直的大臣大学士张慎言、高弘图、吕大器、姜曰广等先后被排挤出朝廷，史可法在外督师，受到孤立。马士英操纵朝政，“浊乱国是”。弘光朱由崧变改初衷，原形毕露，他“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他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靡费了大量资金，开宴、赏赐无度，已使国库“匮乏”。《明季南略》，卷2，104页，“朝政浊乱”。

　　且不说弘光政权如何腐败，在面临战争这个关系命运存亡的问题上，也是举足失措。他们天天讲“讨贼”、喊“中兴”，报君父之仇，把主要危险和敌人看成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军，以全力防御。其实他们对北方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还看不到威胁南明存亡的已不是农民军，恰恰是清政权。六月间，史可法在《款清灭寇疏》中，还强调：“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事实是，农民军已被清、吴军击败，退到陕西后，一蹶不振了。而清已据有北京及其畿辅地区，正在准备南下。史可法及南明决策人还不以为意，说：“但清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他们把清入京看成是帮助明朝复仇的友好举动，主张继续借用清兵全歼农民军。《爝火录》，卷4，235页。在此之前，马士英先自提出：“若可羁縻专力办贼，亦是一策。”《爝火录》，卷4，231页。他认为，崇祯末，授意陈新甲与清议和，当时是“下策”，而“今之上策也”。《爝火录》，卷3，189页。与清议和，实行“联虏击寇”的方针，是举朝一致的意见，已成为南明一项国策。殊不知清朝岂能满足于北方数省之地!他们对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久就被冷酷的现实所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