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为何冒险扣蒋 后而又决定放蒋？(3)

　　20日，张、杨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更是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故一面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以抗日为名行欺骗之实，一面号召两军将士准备决一死战。书称，绥远抗战，中央只派出两个师，阎锡山要求调20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在绥远的抗战中，中国飞机半架也没有，据中央说是天气太冷，而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轰炸，再不管天气冷不冷了。“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而西安事变的行动就是因为再不能听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领导人“欺骗”、“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

　　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显然看不出张学良有任何退缩的表示。仅以张学良14日晚在广播电台的强硬表示与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张14日中午痛不欲生的悔悟谈话相比较，就不难让人对蒋介石事后的说法产生严重的疑问。事情很清楚，在14日晚上张学良的公开讲演中，我们不仅完全看不到蒋介石后来所说的那种悔悟的表示，而且就是在对张学良始终强调的绝对保证蒋介石个人安全的问题上，其态度也是不那么确定的。张学良在讲演中含蓄地表示，无论是对整个事变之解决，或是最关键的处置蒋的问题，他都主张“一切办法，决诸公论”。至于对可能到来的战争，张学良这时的态度更是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假若南京方面“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张将不惜视之为“全国之公敌”而与其“誓死周旋”。换言之，张将不再承认其为正统，而必欲将此全国公敌推倒之。试问，说张学良在14日中午对蒋痛哭流涕，悔悟自新，当晚又对全国民众慷慨激昂地公开宣告，决心与敢于褫夺其权力的南京政府“誓死周旋”，甚至准备将蒋之命运“决诸公论”，这是否能让人信服呢？再对照张、杨20日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其为达到事变目的，不惜以战争为抗日“清道”的态度，与其14日之态度事实上不是如出一辙吗？有什么理由说，张学良曾经因读蒋介石的日记或文件改变过自己的主张？又有什么根据说，张学良曾经在事变过程中有过明显的动摇和悔悟？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他所争的是政治主张。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曾“再三再三地考虑”，正是因为他坚信此举对国家民族有利，他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因此，他既不是鲁莽行事，也不会轻易放弃。主张实现，捐七尺之躯亦在所不惜；若主张不能实现，纵使因此爆发内战，对蒋“行最后手段”，战败“自杀”、“入山为匪”，也义无反顾。那种认为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并无固定的政治主张，因而事变后因情势与想象不同而左右摇摆，也是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