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清朝曾国藩父子对其低头一拜到底是谁(3)

　　时至晚清，政象纷纭，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国藩达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谓名既大，谤亦随之。在他享有极大极高尊崇的时候，非议之音也纷至沓来，“左列钟铭右谤书”。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轻。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曾国藩，又经过多年宦海沉浮的历练，深知“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的道理，意识到“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祸咎之来，本难逆料”“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惟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这样，才能“持盈保泰”。也难怪曾国藩对屠羊说如此崇拜了!

　　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子。曾国藩死后，曾纪泽袭封“一等毅勇侯”，地位仍然十分尊崇。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熟悉世界政治的干才，他被遴选去从事外交事务。1878～1886年间出使英、法、俄。1879年因崇厚签订的《里瓦基亚条约》丧权太甚，举国哗然，清政府迫于舆论，拒绝批准条约，并于1880年派遣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兼充出使俄国大臣赴俄谈判，力图挽回损失。面对如此不利局面，曾纪泽不避艰辛，决心完成“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使命(《曾惠敏公遗集》卷三)。他分析形势，认为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力已大受损伤，且与英国等国有矛盾，不会再对中国发起一场战争，俄皇与其外部丞相都有和平了结之意。而左宗棠手握重兵，驻扎西陲，可以作为后援，因此，事情犹有可为。经过一番艰难的斗争，反复辩驳，终于于1881年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争回了部分权益和领土。这是曾氏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一件事，为其生前身后赢得了美好的声名。

　　但是，在不久以后的中法战争和中法交涉中，曾纪泽的良苦用心就遭到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作为行走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臣，他有责任和权利向政府申述自己对时局的设想，曾纪泽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努力向最高决策者进献忠言，希望能为国家再争得一线生机。本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中国的国力已经颇有些气象，而法国经过普法战争的失败之后，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清政府完全可以统筹全局，周密部署，在疆场上与之一决高下，在谈判桌上与之腾挪周旋。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实在是太孱弱了，它既不能审时又昧于大势，仍是一味地妥协退让，致使曾纪泽的真知灼见在中法交涉中没有发挥积极的效用。交涉的不利结果和来自国内的训示让他懊恼，他深感自己的无力与无奈，思忖年华渐逝，鬓发已衰，他只能随缘了。此时，陶彭泽闲静、淡远的人生态度自然令他心有戚戚了!